“复社”这个名字，据我国著名出版家、《西行漫记》中译本翻译者之一的胡愈之先生说，是他自己想出来的。中国历史上的明朝末年，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，曾以“复社”为名形成过一个政治、文学社团，主张“兴复古学”，有“小东林”之称，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在苏州成立，领袖人物是张溥、张采，时人称“娄东二张”。胡愈之借用“复社”这个名称，看来是以明末这个社团之名为依据的。

“复社版”《西行漫记》和《续西行漫记》之所以有很高的文物价值、研究价值、收藏价值以及展览展示价值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：

一、首创性地将斯诺原著英文书名Red Star Over China以较隐晦的中文《西行漫记》为书名出版，以躲避国民党政府的查禁，海伦·斯诺的Inside Red China以《续西行漫记》为书名出版，两个书名都有极高的知晓度和代表性。

二、斯诺为复社版《西行漫记》专门写了序言，正式将中文版的版权交给复社，并提供了更多的照片和特定的注释，斯诺的这篇序言也成了研究《西行漫记》的重要文献。

三、复社版以1937年10月英国维克托·戈兰茨（Victor Gollancz）出版公司首版Red Star Over China（红星照耀中国）为英文原本，整个篇幅较《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》以及多种多样的毛泽东传记、万里长征记更为全面和完整。

四、翻译团队阵容强大、知名度高。《西行漫记》的翻译由胡愈之牵头，参加者有王厂青、林淡秋、陈仲逸、章育武、吴景崧、胡仲持、许达、傅东华、邵宗汉、倪文宙、梅益、冯宾符等十二人；《续西行漫记》译者是胡仲持、冯宾符、凌磨、席涤尘、蒯斯曛、梅益、林淡秋、胡霍等八人，这些译者都是上海孤岛文学时期“星二座谈会”的成员。据新华出版社《胡愈之传》记载，“陈仲逸”是胡愈之的笔名；胡仲持为胡愈之的二弟；傅宗华、倪文宙、吴景崧、冯宾符为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；林淡秋、邵宗汉、梅益是胡愈之在《译报》时代的同事；许达是斯诺在中国的秘书，实际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工作者郭达。另有资料考据，王厂青或为粟裕的秘书蒯斯曛之化名。

五、出版地中国上海，是中国的重要文化中心、港口和工业中心，南北相通、四海相联，因此，上海的出版物有较强的渗透力、传播力和影响力。

六、由于复社版影响力大，需求量大，《西行漫记》自1938年初版后一版再版（目前可查到有五版），不仅有平装本，还有精装本，《续西行漫记》也是一版再版。

《西行漫记》作为书名只有短短四个字，但其份量极重。这个书名本身就是极具智慧的一个独特发明，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我收藏的上海复社版《西行漫记》为第一版的精装本，1938年2月10日付印2000册，1938年3月1日发行。在书的末页，袁牧之用毛笔写了如下的“题后”：

题后

“追求真理，解放人民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；建立一个强大、富裕、人人平等的国家，这就是我们的理想！牧之，一九卅九年六月廿日于抗大。”

“一九三九年二月，我于抗大校转阅，据说此书经历封锁，险落敌之手，历时三月辗转几地方达延安，至我读后，已很破旧，固由我保藏。”

袁牧之（1909-1978），中国早期著名电影导演、编剧、演员，原任职上海电影制片公司，作品有著名影片“桃李劫”、“马路天使”、“风云儿女”、“都市风光”、“八佰壮士”等；1938年8月奔赴延安，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直属的延安电影团负责编创工作，编导有纪录片“延安与八路军”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同夫人陈波儿一起赴东北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，任厂长；解放后任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，1978年6月30日在北京病逝，终年69岁。

珍稀版本贵有签名，更贵有“题后”。袁牧之的这个“题后”，脉络清楚，有时间，有地点，有经历，特别是有“延安”、“抗大”、“险落敌之手”、“辗转几地方”这样的词语，因而使这册上海复社首版的《西行漫记》更显得厚重，难能可贵留存于今世。

我收藏的上海复社版《续西行漫记》，1939年上海出版，第一版，平装本，封面设计与复社版《西行漫记》平装本一样，红底黑字，扉页有海伦·斯诺赠给原燕京大学学生李敏的赠言：

For Li Min, my favorite student whom I loved much in memory of Yenching days long ago, affectionately,Peg,Nym Wales, New York, Xmas, 1949(赠李敏，你是我在燕京大学时最钟爱的一个学生，虽年代久远，但记忆犹新，佩格，尼姆·韦尔斯，1949年圣诞节于纽约）。

李敏，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（1937年毕业后更名为李慜）兼学生会秘书,在校期间与斯诺、海伦夫妇关系极为密切，共同参与了1935年的一二·九学生运动和游行示威；1936年夏斯诺去西北访问红军期间，李慜经常到位于北平盔甲厂13号的斯诺居所去陪伴海伦，同床而眠，彻夜长谈。（见李慜：“愿佩格·斯诺重来未名湖畔”，北京出版社《一二九在未名湖畔》，1985年）。1949年李慜与夫君叶德光（原燕京大学1930届心理系学生）一同访美，在圣诞节之际，海伦将这本上海复社版《续西行漫记》赠送给她亲密的朋友李慜。新中国时期，李慜长期在外交部门工作。笔者有幸在1985年曾陪同李慜一起到北京京伦饭店会见正在中国访问的海伦·斯诺侄女谢莉尔（Sheril Foster）女士。

衡量一本书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，不仅要看它的作者、年代、珍稀度、品相、签名、题记等，还要看它的社会影响。1938年上海复社版《西行漫记》和1939年《续西行漫记》，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的影响，无疑是十分巨大的。

对于这本书的影响，斯诺在专门为上海复社版《西行漫记》写的作者序言中是这样说的：“这一本书出版之后，居然风行各国，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，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吧。从字面上讲起来，这一本书是我写的，这是真的。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，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，所写下的。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。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地记录和解释，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。”

斯诺在后来1941年出版的《为亚洲而战》一书中，颇为风趣地描述了《西行漫记》的影响力：“抗战爆发后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总会出其不意地在什么地方突然碰到一位年轻人，胳臂下挟着一本未申请版权而偷印的《西行漫记》，询问我如何才能到延安去学习。在一个城市，一位教育委员向我走来，暗地里要求我把他的儿子介绍给延安抗大。在香港，一位富有的银行老板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，这使我大吃一惊。望着他儿子周围舒适优雅的环境，我说:‘令郎在那儿要睡土炕，要自己做饭，还要自己洗衣服。’‘是的，那个我懂！’这位教育委员回答说，‘不过，如果儿子继续耽在这儿，他迟早要去为日本人洗衣服！’”

《西行漫记》和《续西行漫记》的影响力毋庸赘述，迄今为止，在中国的出版数量达到了数千万册，在全世界也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，驱使版本爱好者不遗余力地去寻找最有代表性、最珍稀的版本，也驱使一些图书馆机构去收藏这样的版本，以充实馆藏并进行公益性展示。

今天，我们抚摸着这两册散发着旧书年久的气息、页面因时代久远有些风化和碎裂、不知有多少人读过和传递过的《西行漫记》和《续西行漫记》，凝视着签名者的墨迹，回望那厚厚页面中的风云史诗、那一帧帧照片中的红军将士，更感到今天国家独立富强、人民生活幸福之来之不易和经典史籍所承载的精神遗产。

（2023年11月21日）

作者 刘力群简介

中国埃德加·斯诺研究中心（北大）高级顾问

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高级顾问

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